12月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在线上举办第二十二场“汲古论坛”暨2022年度“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工作坊”研讨活动，聚焦王国维的成就和思想，以及王国维所涉及和关注的诸多学术领域和研究对象，如殷墟甲骨铜器、敦煌简牍书册、内阁大库档案等，展开专题讨论与深入对话，以纪念这位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学术大师诞辰145周年暨逝世95周年。
千秋壮观：王国维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向
作为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王国维同时也是现代学术的奠基者。他在史学、哲学、文学、美学、古文字学等各个领域，均极富创获；他“视学术为一目的”而非手段的观念，体现了学者所应具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发明的“二重证据法”，对20世纪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判断和定义了“发现时代”，足见对新史料的敏感与熟悉。王国维身处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变革时代，他对学术史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他以高度的自信和杰出的实践，引领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向。
论坛召集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在致辞中谈到，陈寅恪先生概括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主要有三大类目，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这是指他作品中有关考古学、上古史的部分；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这是指他作品中有关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的部分；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是指他作品中有关文艺批评以及小说戏曲的部分。当代学人面临的时代任务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既要放言大论，也要考定证实；既要从大处落脚，也要从精微处着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孙闻博立足于王国维的史学实践，带来《“二重证据法”的再思考》的报告。他回顾梳理了既往学界对于“二重证据法”的一些研究和认识，以及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关于“二重证据法”的叙述和概念，并从史料的角度对其内涵和本质作了相关分析。同时，他进一步思考，在新时代将如何应用“二重证据法”来推进相关史学研究，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民镇以《观堂与选堂》为题，对学术史上的两位重要学者——王国维（晚号“观堂”）和饶宗颐（号“选堂”）之间的学术渊源和学术成就作了详细分析和比较。饶宗颐很早便阅读了王国维的著作，深受其治学影响，二人皆以治学广博著称。而且，他们在治学领域有很多交集，如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和文学等，在古史观和方法论方面也有诸多共鸣。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浴洋围绕20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和“新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分享了报告《“传统”的发明》。1917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与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文学革命”兴起，王国维“开出一条‘古史新证’的路子来”。王国维的学术生涯可分为哲学、文学、史学三个阶段，而“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或是其文学史上的形象建构之一。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焦天然认为，三位主谈嘉宾从不同角度讨论了王国维的学术旨趣和形象构建，通过不同的路径涉及诸多领域，可谓高见迭出，精彩纷呈。孙闻博回归到文本本身，对“二重证据法”进行了细致的诠释，同时将“二重证据法”的对象表述倾向与考古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重新厘定。陈民镇在论述中提到饶氏“三重证据法”和“五重证据法”，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以及考古遗存等材料来进行古史重建的相关研究。上述两位关注的是王国维的史学成就，而李浴洋则将目光转向了王国维治学前期的文学研究，提出王国维被称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是一种“传统”的发明，这种有关形象构建的研究很有意义。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鸿鸣结合具体案例，围绕“二重证据法”、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王国维与古籍的渊源等话题谈了自己的感想。
学贯中西：博学多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
当天下午，还举办了“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工作坊”研讨活动，多位学者继续围绕王国维的相关话题进行深入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孙亚冰从四个方面介绍了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包括王国维的相关著作、商代的制度和文化、商代地理研究、文字考释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董珊认为王国维“西学根底，文理兼通”，并系统地介绍了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涉及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西胡考、青铜器命名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凌彤分享了与王国维研究有所关涉的诗经和礼乐制度的研究，着重探讨了清华简“诗”类文献的文本和礼乐关系，提出从早期的“歌诗合流”到“诗乐分途”的古代诗乐关系演变过程。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民镇围绕王国维边疆史地研究的渊源和特点展开讨论：其一是蒙古史，受到沈曾植的直接影响和启发；其二是新材料的揭示以及与国际汉学的互动。
王国维《女字说》主要讨论先秦青铜器铭文中女子称谓的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苏浩分享了阅读这篇文章的启发与心得，认为从周代金文中“姓+某母”的称谓形式并非皆如《女字说》所谓为女子之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郜同麟带来了王国维关于训诂学的研究报告，包括训诂学著作的体例研究、古书“成语”的研究、联绵词研究、王国维训诂学的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孙闻博以诏书、兵符为例，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入手，分享了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涉及王国维的一些文章和体会，并从三个方面证明王国维有关新郪虎符年代的研判有其合理性。
“伉健”是汉代的习语，通常用来形容体格强健，勇猛有力。王国维最早注意到汉简中有“伉健”一词，在《流沙坠简》中言“伉健盖奇兵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焦天然梳理了汉简所见“伉健”与“伉健吏”，对以“伉健”为标准的汉代边郡基层官吏选任及其流变进行了详细分析。
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明清档案被誉为20世纪中国学术四大发现，王国维与之有着不解之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利用处副研究馆员伍媛媛对档案和历史文献深有研究，分享了王国维与清内阁大库档案之间的历史渊源及背后的故事。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一弛也关注内阁大库史料整理的历史，带来王国维《库书楼记》的相关研究。1922年，王国维受罗振玉所托，写下《库书楼记》一文，详细记述了大内档案流散的经过。然而，当时他们对档案的整理工作过于乐观，这是今天评判王国维与内阁大库史料之间关系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杜望主要从事清史研究，她针对伍媛媛、张一弛两位学者的发言作了简要的回应和交流，并对明清档案文书的存放、保管和流变等情况提出看法。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浴洋延续上午的话题，作了简要的补充总结。王国维治学因其新意迭出，格外符合新文化阵营对于理想的新学术范式的想象而备受推崇。王国维之后，由于《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传世，朱自清也被追认为“新文学”即“现代文学”学科的“先驱者”。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人谈晟广从王国维“美术”用词的历史生成、王国维的“美术”语汇等方面探讨了王国维与现代中国“美术”观念的起源。在他看来，王国维的“美术”概念，不能仅从美学或文学的视角来追溯其本义，应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如此才能更为接近其正确所指。
此次论坛和工作坊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谷卿主持。
原文链接：[中国社会科学网]专家学者共话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思想
（责任编辑：董涵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