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少捕慎诉慎押”由司法理念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重要决策，是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的全面考量，是改变长期以来羁押、追诉的司法惯性，推进刑事司法发展的重要举措，必将对我国刑事司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是更新司法理念，在司法过程中注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二是有效降低逮捕率、起诉率和审前羁押率；三是有力推动司法文明进步。
（湛中乐，北京大学教授）
以“我管”促“都管”是检察机关心怀“国之大者”，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时代新要求新期待的有效举措。它要求检察机关能动司法，对于法律监督中发现的问题，以依法监督的“我管”，促进职能机关依法履职的“都管”，有助于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实现案结事了政和。以“我管”促“都管”要求检察机关不能局限于个案救济和纠错，应当以个案为切口，发现共性问题，通过抗诉、检察建议等能动履职方式，力求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应松年，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当前大量的行政争议被推到司法环节寻求解决，如果能在源头及时化解纠纷，就可以有效缓解司法系统的诉讼压力和当事人的讼累。“诉源治理”理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创新，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提供了新的思路。诉源治理的关键在于将争议和矛盾化解在源头，诉源治理对于助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节约司法资源和减轻当事人负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建伟，清华大学教授）
天理、国法与人情兼顾的要求，对于司法工作人员有意识唤醒作用，促使其在办案中树立立体思维的意识，在司法的实质公正方面下功夫。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从内容看，是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属于国法层面的职能，但严格执行法律，不等于不顾案件折射出的天理与牵涉的人情。因此，检察机关也应将天理与人情纳入法律监督的范围，在促进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过程中兼顾天理与人情。
（周光权，清华大学教授）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深刻体现。近年来，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来，检察机关在准确认定正当防卫方面，确实是敢于担当，敢于承受压力，对于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的，坚决认定为正当防卫，使得“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正义不向邪恶低头，给人们树立了很好的、守法的榜样，同时给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引，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刘品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党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检察机关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理念的提出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领域的一场思想革命。它能够极大激发检察人员投入法律监督各项工作的热情和潜能，实现新时代检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说，它对检察工作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打造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模式；二是丰富大数据检察办案的样态；三是促进检察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民事检察精准监督理念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立足新时代，为解决一段时间以来民事检察监督质效不高、权威不足等问题，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更高期待，明确提出的新理念。最高检要求，要在“精准监督”上下功夫，通过优化监督实现强化监督，不搞粗放式办案，防止片面追求监督数量。这一理念变革对民事检察监督的标准、方式以及程序都产生了影响。
（谢鹏程,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检察机关在司法办案中坚持“三个效果”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捍卫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客观需要，也是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持续办好检察为民实事、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更高期待的历史责任。我们应当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深刻体悟司法的人民性本质，以更好的办案效果，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落到实处。
（汤维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双赢多赢共赢”理念是一种政治智慧、法律智慧和监督智慧的表现。在现有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内，检察机关必须将宝贵的监督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刀刃上，能够通过一般的检察建议解决问题的，不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解决；能够通过诉前检察建议解决问题的，不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进行；能够通过和解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不通过司法裁判的形式解决问题；能够不通过强制执行就修复公益的，尽量不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徐汉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检察机关既是法律监督机关，也是司法办案机关，监督与办案内在统一于检察职能中。检察机关在办案中须不断提高法律监督意识，在办案中发现执法司法中的违法线索和问题，发现社会治理中的顽瘴痼疾，有效延伸办案效果，把法律监督做细落实。同时，要“跳出检察看检察”，从一开始就考虑通过办案给社会传递的信号，这样就更容易实现通过办案使党的执政基础更牢固、让人民群众更满意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原文刊载于《检察日报》2022年10月14日第07版）
原文链接：[检察日报]专家眼里的检察理念创新
（责任编辑：霍星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