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是近年来城市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检验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持续增长。2020年5月以来，北京市贯彻实施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在全域范围内推进垃圾分类管理。迄今，这项工作已实施两年多时间，整体上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市1.3万个小区、3000多个村都纳入了垃圾分类治理体系，厨余垃圾分出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均有显著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形成了垃圾分类习惯。持续做好垃圾分类工作也要优化机制设计，强化责任落实，构建协同共治新模式，善作善成，久久为功。
全域垃圾分类
实施两年来取得明显成效
在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北京市坚持党建引领、高位统筹、整体推进，调动多方主体参与垃圾分类工作，快速打开了局面。为强化统筹调度，北京市依托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建立“日检查、周通报、月考核、月点评、月约谈”工作机制，逐级传导压力，落实工作责任。各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安排人员进行桶前值守和指导，与居民面对面接触，开展宣传讲解，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垃圾分类。
北京市将厨余垃圾分出量作为检验垃圾分类成效的一项重要指标，着力提升厨余垃圾分出率。新条例实施三个月，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由309吨/日增长至2000吨左右；半年后，厨余垃圾分出量达到3700吨，分出率达到20%的高位水平，并基本稳定下来。为解决厨余垃圾的后端处理问题，北京市加快设施建设，提高常态处理能力，推动资源化利用。
考虑到生活垃圾的实际情况，北京市在住建部规定的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基础上，增设了大件垃圾、装修垃圾两个小类，着力解决此类垃圾体量大、占地多、收运方式不兼容的实际问题。通过增设大件垃圾、装修垃圾投放点，强化监督检查，提高了这两类垃圾的清运处理能力。
针对市民通过“12345”热线反映的垃圾清运问题，市城管委依托“接诉即办”机制，实行每月一题、专项治理，定期梳理问题清单，汇总形成数据，通报至各区，持续跟踪督办。对于垃圾治理难题，市城管委会同相关区和属地单位，到现场进行沟通，实行挂牌督办。经过持续整治，市民拨打热线反映垃圾清运问题的诉求量呈明显下降趋势。
根据统计数据，目前，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7.5%。与新条例实施前相比，可回收物回收量增长近1倍。全市有害垃圾分出量30吨/日，全部运往红树林、生态岛等有害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2022年一季度，生活垃圾日均清运量1.96万吨，与2021年一季度日均清运量（2.02万吨）相比下降2.88%；比2019年日均清运量（2.77万吨）减量29.28%，垃圾减量成效较为明显。
生活垃圾分类的新形势新要求
新时代首都发展既要做好大局谋划，也要在精治共治法治方面下功夫。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对城市精细化管理做出新部署，明确要求“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从源头上促进垃圾减量，深化市民文明习惯养成”。
垃圾分类具有巨大的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有利于减少垃圾产生，降低垃圾处理成本，提高资源再利用水平。提高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水平，既要强化对行动主体的责任约束，也要针对性新形势、新情况，有针对性地优化机制设计，更好地发挥居民自治和企业化运作的作用，推动形成“人人参与、家家分类”的良好风尚。
与基础设施建设不同，垃圾分类离不开广大居民的主动参与。当前，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承担了大量工作任务，提升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新条例实施两年来，在媒体宣传、社区引导下，大多数居民已经形成垃圾分类意识，但尚未转变为内化的生活习惯。一些租住户、流动人口的垃圾分类意识还有待加强。
另外，企业参与垃圾分类也有待拓展业务空间。产业支撑是垃圾分类可持续运作的前提，不论是可燃垃圾的焚烧发电，有机垃圾的堆肥利用，还是有害垃圾的无害化处置，都需要推进企业化运作，提升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当前，企业参与垃圾分类主要表现为回收中转、垃圾运输、末端处理环节，但尚未进入居民生活垃圾的收集环节。动员企业参与生活垃圾收集，需要引入经济手段，让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交投能够获得相应收益。
基于互惠共享原则
构建协同共治新模式
垃圾分类工作涉及政府、企业、居民等多方主体，既要坚持行政主导，也要遵循互惠原则，在各方主体之间合理分配成本与收益，让居民具有获得感，企业能获利，政府低成本，从而调动多方主体的积极性，促使各方主体相向而行，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一是基于互惠共享原则，明确各方权利和责任，构建协同共治新模式。当前，垃圾分类过于依赖行政化手段，街居组织、物业公司承担了大量任务，工作负荷较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治”概念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公共事务治理的内涵。与行政秩序、市场秩序、自治秩序相比，共治秩序可将更广泛的行动主体容纳进来，发挥各自优势，让垃圾分类应分尽分、应用尽用。构建垃圾分类的多元共治新模式，既要发挥党政系统的作用，也要兼顾各方诉求，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的积极性，巩固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利用。为此，政府可通过政策手段，推进可回收物的收集和转运设施建设，鼓励物业企业与专业回收公司开展合作，让居民通过分类交投获得收益。
二是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协调联动机制，提升统筹调度能力。持续推进垃圾分类治理，需要基于问题导向，针对居民反映强烈的垃圾清运不及时、大件垃圾无处堆放等问题，依托“接诉即办”机制，推进部门协同、市区联动、政企互动，提升垃圾收运处置精准调度能力，协调相关责任主体，及时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综合考虑居民诉求和作业要求，推进垃圾中转和处理设施建设，提高垃圾分类处理能力；运用网格员巡查、现场检查、视频巡查等多种方式，开展监督检查，主动发现问题，及时协调处置，督促居民、单位和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三是改进社会动员机制，引导居民强化内在约束，提高垃圾分类的遵从度。垃圾分类具有规制与服务双重属性，如果动员方式得当，理应获得公众认同并使环境获益。垃圾分类治理需要构建议事平台，拓展公众参与渠道，各方主体基于协商对话达成共识，制定社区规约，强化内在约束。这种参与式动员机制有利于激发公众的认同感和共鸣感，提升垃圾分类的遵从度。在上位法规范下，居住小区根据自身特点和资源条件，形成有效的垃圾投放和收集方式，既可以落实政策要求，又有利于满足差异化的服务需求，提升政策执行的适应性和治理效果。
四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支持龙头企业参与垃圾分类收集，构建全流程企业化运作体系。垃圾分类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四个环节，彼此环环相扣，企业化运作是提高精细化治理能力的重要突破口。政府有必要提供政策支持，鼓励信誉好、实力强的骨干企业开展全链条、全品类运营，保障前后端无缝对接，形成市场化的垃圾分类运行机制。发挥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和规模经济优势，不仅有利于推进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利用，也有利于降低政府治理成本。
五是强化对生产者延伸责任的监管，促使企业改进产品设计，推进生产的绿色化、轻量化。商品过度包装、快递业务包装材料的过度使用，也是生活垃圾产生量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我国已经出台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但相关规定社会知晓度较低，未能有效引导生产企业承担绿色包装、循环利用、废弃物回收处置等责任。将生产企业的延伸责任落到实处，既要细化管理规则，也要强化监管执法，对失责行为予以惩处，促使企业更好地履行资源环境责任。
（作者杨宏山，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原文刊载于《北京日报》2022年9月26日第32版。）
（责任编辑：林泓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