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各国必须应对的重大问题。气候变化正在重塑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国际形势，令21世纪的国际博弈进入了形式多样化的新阶段，可以说世界正进入一场气候大变局。

在此过程中，我国正通过积极寻求国内产业经济绿色转型、绿色金融创新升级以及广泛开展国际气候对话与金融合作，不断主动抓住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大变局中的战略机遇，在国际绿色低碳竞争中占据优势先机，与国内绿色转型过程相呼应，实现国内与国际的绿色双循环。

气候变局带动金融业绿色升级

气候变局带动了全球金融业的转型与升级，我国在其中面临重要机遇。在气候治理新格局下，金融业态和业务范畴实现拓展，以气候目标为导向在多个层面展开。

绿色信贷推动了金融信用体系的升级。传统信用以资产和资信为基础的抵押信用模式得到了扩展，信用的范畴在生态环境层面得到了扩充，企业、国家等信用主体在碳减排和环境领域的潜力有助于为绿色信贷提供区分，信用与环境挂钩的趋势给全球包括国家在内的信用主体带来了信贷格局变化。碳金融实现了碳排放的定价，排放权定价是解决环境外部性的一项重要举措，而21世纪最大的外部性问题就是气候变化，气候大变局带来的碳排放空间约束还将产生一个巨大的碳金融市场，为《巴黎协定》推动的减排目标做出贡献。从具体项目的角度，气候金融推动了气候适应与气候减缓进程，转型金融也助力传统高排放行业企业的低碳转型，这些层面都是气候变局下的金融业态扩展和升级，尤其是关系到了信用体系、贴现等领域的金融逻辑升级。

从更深层次来看，绿色金融新业态推动文明新形态的生态升级。从物质文明下的生产活动角度来看，气候变局下的绿色金融服务升级，应对了其支持的绿色产业和技术升级，推动工业生产朝着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方向发展，实现从增碳到减碳、到零碳、再到负碳的环境协调性升级。而从支持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的金融活动角度来看，通过生态文明框架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更好地建立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推手，实现人类文明形态的升级。

中国树立起了气候治理的大国形象

气候变化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我国通过一系列气候承诺与行动对外充分展现着对人类长远安全的关切与诚意。一是我国开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高效的减排行动，是全球低碳减排进程的最大贡献者和领导者；二是我国的清洁能源和绿色产业的领先程度超过大部分发达国家，成为新型的优势产业；三是我国正广泛开展的气候合作是目前推进多边主义进程的重要途径。

同时，我国正建立起气候变局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国思考，并使之成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中国诠释。在气候变化大环境下，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和实践深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推动绿色转型升级中占据了优势时机。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我国目前正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此时正值工业革命以来百年未有的气候大变局，应对气候变化引发了21世纪全球生产、消费、金融、能源等领域变革和转型。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还有诸多增长点，运用生态文明理念，在新阶段下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规律，是提升我国在世界产业链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的重要手段。生态文明理念兼顾和平衡了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从而杜绝了任何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环境或者为了减轻环境影响而停滞生产的错误方向。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我国不仅正在开展全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低碳减排运动，也在带动产业经济和绿色金融的高效升级创新，更在讲好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故事的过程中不断树立气候治理的大国形象。

以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在21世纪气候大变局下，我国应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引，探索气候大变局下的我国金融变革与发展之路。

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对全球影响最大的议题和因素之一。自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间，世界人民从未像21世纪这样面临如此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包括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干旱等一系列气候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全球亿万群众，各国从未如此重视过低碳减排问题，并不断寻求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气候变局对我国的改革发展方向来说，不仅仅是从业务层面上采取政策措施和投资活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思想层面上更是提高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

我国不仅通过绿色金融业务支持节能环保与清洁低碳产业，更是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新诠释了绿色金融的内在本质、揭示了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规律。我国在气候变革和金融变革中运用生态文明理念发展绿色金融，其核心是实现了全球生态红利的挖掘，我国正不断实现生态环境价值与金融业升级发展的充分融合，为全球气候治理与绿色转型注入新动力。

（作者刘锦涛，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原文刊载于《中国环境报》2022年09月05日第03版。）

原文链接：[中国环境报]刘锦涛：气候大变局下我国的绿色金融创新

（责任编辑：吴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