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在这次表彰中，高铭暄是法学界唯一的获奖者，被授予“人民教育家”称号。新中国刑法学奠基人、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创制、编写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学教材、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士生导师……在高铭暄身上，有数不清的荣誉与标签。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部法律草案（新华社）
1979年7月1日下午4点05分，北京，人民大会堂，高铭暄抬起手腕，记住了这个让他铭记一生的时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典。
高铭暄：“当时我在三楼，通过的时间我很注意，‘通过！’那个心情非常激动，毕竟我们搞了25年啊……我是1954年参加的，真正搞成了是1979年。”
记者：“您的青春年华、年富力强的时候都是在搞这个。”
高铭暄：“对。”
少年立志，将来要研究刑法
1928年5月24日，高铭暄出生在浙江玉环县一个叫鲜叠的渔村。
高铭暄：“我父亲从事司法工作，我有个叔叔也是，我的大哥也从事司法工作，所以我从小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里头，家里都是搞法律的，所以无形当中对我有影响。不管你是解决纠纷也好，解决犯罪问题，还得靠法律，所以我对法律就开始向往了。”
1947年，高铭暄考入了浙江大学，这期间结识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国际法大家李浩培教授。
高铭暄：“李浩培先生，他是法学院的院长，教得好，让我引起兴趣，再说刑法也比较重要，再结合我父亲又是刑法的法官，就下决心了，将来我要搞刑法。”
1949年9月，浙江大学法学院停办，高铭暄转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继续法律专业的学习。开国元帅陈毅、美学大师朱光潜、大文豪老舍、历史学家郭沫若……这些被后人无限敬仰的大家都曾经给高铭暄带去新知，为他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高铭暄教授接受央广记者孙莹采访
倾情讲述《我与刑法七十年》
亲历开国大典
参与、见证新中国刑法典日益完善
半个月后，新中国成立。21岁的高铭暄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
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所以一定要为我们国家出力。”
开国大典前的天安门广场，一片红色的海洋
1954年9月20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1954年，北京市群众抬宪法模型参与国庆庆典
各部门法，包括刑法在内的起草工作陆续被提上日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刑法起草队伍，高铭暄被派到了起草班子工作，这一年，高铭暄26岁。
历经9年，1963年，前后修改33稿的刑法典草案被束之高阁。那时候，高铭暄可能没有想到，新中国第一部刑法的真正出台，要在16年之后。
1978年，新中国刑法典起草再次开启，高铭暄作为起草班子成员经历了最后冲刺的200多个日夜。1979年7月1号，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与会代表举起手，一致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结束了新中国没有刑法典的历史。坐在会堂中的高铭暄忍不住热泪盈眶。
高铭暄：“它使我们国家刑法规范第一次得以体系化；对司法工作来讲做到有法可依了；所有的刑事司法文书一律要引用法律条文；给我们教学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从此我们的教材就可以出来了，教育培养学生更好地领会这部法律的精神和它的内涵。”
我一辈子也只想扮演好一个角色，就是 教“刑法”的老师
此后的40年间，无论是1997年刑法典的起草出台，还是对刑法修正案的讨论，高铭暄都是参与者和见证者。
高铭暄：“疑罪从无，证据要确实充分，要排除非法的证据，是一种法治的体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种理念慢慢地深入了。”
高铭暄认为，1997年刑法典科学地概括了刑法的基本精神，明文规定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正是这部刑法典伟大之处之一。
高铭暄：“罪刑法定原则，定罪也好，量刑也好，都应该有法律的根据；适用刑法人人平等，没有哪个人有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还有一个罪责刑相适应，这就做到公正。”
传道授业
搞理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
1981年，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法的理解与适用都存在一些疑难问题，作为最“了解”刑法的人，高铭暄倾注心力，写出了近20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学专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法律专业学子。
“教育是我的事业，科学是我的生命”是高铭暄的人生座右铭。自1984年1月成为我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以来，他已经培养了67位刑法学博士生。
高铭暄：“我们搞法律的人，一定要树立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接地气！真正要钻进去！”
高铭暄虽然已经91岁高龄，但仍然活跃在教学岗位上
高铭暄说：“培养、指导学生，是一生中最大的乐趣和成就”。他辛勤耕耘，培养出了赵秉志、陈兴良、周振想、姜伟等中国刑法学界的中流砥柱。高铭暄总念叨，是历史的需要和机遇把他推上这个位置，“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高铭暄：“我的态度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作为国家统一的事情，我们还应该遵从本国实践的基本经验。”
20世纪80年代，高铭暄先生与其指导的四位博士生研讨刑法问题（左起：姜伟、陈兴良、高铭暄、赵秉志、周振想）
高铭暄喜欢与学生讨论，针对近年来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冤错案件的纠正，他认为，这是法治中国的体现。
高铭暄：“‘有错必纠’向来是我们的一个政策，你如果明明知道他这个冤假错案，你不加以纠正，那是不行的。这些年来注意纠正冤假错案，这是个进步。”
高铭暄唱京剧
初心不改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问起养生秘笈，高铭暄讲了三点，爱好乒乓球运动、喜欢唱京剧、继续工作。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求学阶段未能攻读博士学位一直是高铭暄觉得遗憾的事情。但在2016年，这个缺憾得以弥补。当年11月，他以88岁高龄获得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创造了我国法学界一项纪录。
高铭暄：“我现在年纪应该说也很大了，91周岁都过了，有的人见到我也是这么说，‘差不多了吧？还不歇歇？也该颐养天年了。’但是我不这样看。我受党多年教育，在我的教学岗位上干了这么些年，对国家还可以做贡献……”
回首过往，高铭暄的生命历程正是新中国刑法学发展的缩影，更是新中国历史前进的见证。采访过程中，高铭暄列举了很多跟他一起参与刑法典起草，参与教材编写的专家、同事的名字。面对获得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高铭暄说，这不仅仅是他的个人荣誉。
高铭暄：“这个光荣不是我个人的，首先要归功于我们的党和国家。我的知识从哪里来？是在党领导下，学校对我培养和教育的结果。不能获得荣誉以后，自己就沾沾自喜不求长进了，周恩来总理讲过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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