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落实东北新一轮全面振兴的战略任务，坚定振兴决心、增强发展信心，中央网信办联合辽宁省网信办开展了“直击东北经济——辽宁行”主题活动。围绕参与这次活动的所见所感所思，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杰。
抓住优化营商环境这个重要突破口，让辽宁重新成为投资热土
辽宁日报：在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的“直击东北经济”媒体采访活动中，您作为专家学者成员到辽宁进行实地考察，重点了解市场与制度软环境建设情况，总体上有怎样的印象？
张 杰：我全程参加了这次辽宁行调研活动，重点实地采访和考察了辽宁的市场机制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等软环境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取得的进展。总的感觉是，辽宁省从上到下已经高度认识到当前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政府和市场功能边界定义不清晰所导致的市场软环境不够完善、制度性交易成本相对过高等突出问题，及其对辽宁乃至东北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造成的阻碍。本着面对问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辽宁各级政府正在全面启动并推进优化和提升营商环境的各项攻坚战，制定的各种改革措施正在逐步得到落实，优化营商环境的攻坚战取得明显的初步成效。
辽宁日报：对东北营商环境的质疑是社会舆论的一个焦点。为什么营商环境如此受到关注？营商环境制度条件与经济发展市场繁荣之间的内在关联作用机理是怎样的？营商环境好坏的背后实质反映的是什么问题？
张 杰：当前，针对东北营商环境的质疑，之所以迅速成为全社会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因为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划分好市场和政府的合理边界，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各自功能，特别是取消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不合理干预，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创造有利于微观企业投资和经营活动、激发创新创业动力的制度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能否促进东北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深化改革的关键方向所在。
我们应理性看待当前社会舆论对东北地区营商环境存在问题的“挑剔”式关注，更加客观地认识东北地区当前在营商环境制度条件方面的发展劣势和短板对微观企业投资与经营活动产生的多重负面效应，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造成的各方面抑制效应，对经济增长新旧动力转换以及经济新动能培育带来的诸多阻碍效应，主动利用社会舆论压力形成的倒逼机制，加快制定并推动优化和提升东北地区营商环境的各种制度性改革措施，为今后东北经济转型升级谋求和营造后发性的制度优势。
辽宁日报：据您调研，辽宁在这方面做了哪些有益尝试和努力？如何评价？
张 杰：我们在实地调研过程中看到辽宁各级政府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和努力。明确建立组织机构、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全面动员部署、启动专项整治、组织检查验收、建立长效机制七个方面的具体工作部署要求，已形成上下贯通、协同通畅的一体化政府落实执行体系。
概括起来讲就是切切实实地制定实施短期和长期相结合、重点和全面相兼容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全面排查摸底，及时发现问题，找准关键症结所在。第二步是对突出问题、关键问题、共性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全面治理问题。第三步是出台制度文件，构建长效机制。制定 《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深入推进优化软环境工作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构建专业化的社会监督体系，为深入推进优化软环境工作提供可靠的强大舆论监督机制。
经过一系列目标明确、措施得当、执行有力的攻坚战，辽宁省在优化和提升营商环境工作方面，已经取得显著初步成效，正由专项整治为重点的攻坚战全面转向构建长效机制的持久战阶段。
辽宁日报：在转向持久战阶段，需要进一步下些什么功夫？
张 杰：优化和提升营商环境的工作任重道远，必须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更加注重政府科学行政机制的构建和制度性长效机制的发挥。从短期来看，辽宁当前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深化“放管服”工作，通过持续地大幅度降低企业的不合理税费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稳定既有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扭转民营经济投资增速下滑的局面；从长期来看，要通过激活制度活力，激发经济后发优势，促进经济新旧动能转化，加快经济新动能的培育与壮大。
东北制度改革红利有效释放程度，决定其发展潜力大小及社会是否和谐
辽宁日报：市场活力不足一直是东北地区的短板，中央将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首要功能定位为“加快市场取向体制机制改革”，这会释放怎样的效应？
张 杰：市场活力不足已成为困扰辽宁乃至东北经济发展的要害所在，关于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定位表明，中央已经高度关注到束缚东北经济发展的制度性藩篱这个关键问题。对于东北地区而言，营造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市场对资源配置和创新创业的决定性作用，是基础性、决定性、统领性的制度改革红利。可以这么说，制度改革红利的有效释放程度，直接决定了东北地区当前的经济发展潜力和社会和谐程度。在我们看来，加快市场取向体制机制改革，当前可以为辽宁和东北地区带来三个方面的改革红利：一是破除“唱衰东北”的魔咒，扭转社会舆论对东北发展造成的负面效应，极大地恢复和提升国内外企业家和普通民众对东北经济的信心；二是为辽宁启动以振兴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攻坚战，加快落实中央部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坚实的软环境制度保障；三是肩负振兴老工业基地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双重使命的东北地区，通过自身综合性改革的先行试验，可为传统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与发展道路。
辽宁日报：辩证地看，这方面的短板，能否在市场机制完善过程中形成后发优势？
张 杰：客观来看，东北地区一直就是中国的装备制造基地，无论是从产业链配套基础，还是从技术、创新和人才积累基础的角度来看，完全具备推动经济规模和质量再上一个新台阶的综合优势条件。而恰恰是市场环境等制度方面的短板，阻碍和束缚了这些既有优势的发挥，导致东北地区出现目前的困境。因此，对市场软环境等制度方面短板的弥补，可以在东北地区形成两个方面的后发优势：一是制度改革本身带来的后发优势，二是制度改革带来的产业优势的后发机会。前者集中表现在依靠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不合理的税费成本，直接激活各种形态的企业投资动力和微观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而后者则集中体现在通过市场软环境的改善，间接激活既有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的核心要素禀赋条件，激发并提升与自主创新能力相兼容的制度环境。
辽宁日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制度供给，是否可以说，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高地方政府善治水平，也是辽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度软环境建设与市场机制改革问题上，辽宁应该怎样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深度推进？
张 杰：当前，无论是从中央部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思想，还是从“三去一降一补”五大具体工作任务来看，落脚点均聚焦于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微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生产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最终目标则归结为以制度改革、制度创新、制度新供给为主导的核心改革方向。因此，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当前东北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应该落在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治理和制度供给水平方面。进一步看，无论是从东北地区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还是先进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的角度来看，其中所包含的投资、创新和创业活动，均是以高端要素依赖型以及市场契约依赖型为主要特征的市场化行为。因此，按照中央要求，对应困扰当前东北经济发展的短板，辽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找准软环境制度建设和市场机制改革这两个基准点，抓住营造有利于激发企业投资、经营和创新的软环境建设这个“牛鼻子”问题，通过打造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和创新运行机制，全面激发和增强东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辽宁日报：制度建设与改革是政府的主要责任，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政府治理变革的迫切要求。那么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之间的平衡与度应如何正确把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政府的作用空间在哪里？
张 杰：实际上，中央一直强调同时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的总体改革思路，但由于经济发展阶段性差异、制度文化发育程度差异，各地在协同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侧重点和阶段性方面，必然存在差异。以辽宁以及东北地区的发展阶段来看，当前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市场机制受到诸多方面的制约，导致市场活力不足，造成企业投资和经营软环境存在较多突出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必须落在约束并规范政府行政权力和提高办事效率方面，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强化有效制度供给能力。但是，这不是说就要收缩或弱化东北地区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相反，是要强化各级政府合理的权力与责任，将权力重点调整到提供公共服务、强化制度供给、维护市场竞争规则、提供创新所需的各关键要素方面，包括人才服务、消除社会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要在这些方面更加集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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