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怕争鸣，道理越辩越明。”这是纪宝成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语速平缓。

其时，纪宝成坐在办公室里的会客沙发上。可能由于刚开完会，整个人略显疲惫，说话时两手掌心朝下撑在所坐的沙发面上。看不出这就是在不久前全国两会上，慷慨陈词、语速很快、极具感染力同时也引起不小争议的纪宝成代表。只是他和蔼的笑容，还有一贯短直粗硬、间杂不少白发的平头发型，仍有著名大学“平民校长”的风采。

然而一谈到教育问题，纪宝成脸上的疲惫似乎一扫而光。随着话题的逐步深入，精辟、生动的语句不时从纪宝成口中迸出，语速也明显加快。

此时的纪宝成神情激昂，与两会期间发言时毫无二致。就在他富有感染力的话语中，采访从原定的半小时不知不觉延长到两小时才结束。

这就是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快人快语、敢说敢干。

“教育改革总体成功，但对教育公平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今年两会期间，有关人大校长纪宝成“叫板北大清华”的报道屡见报端，由此引发的争议不绝于耳。

“媒体所说的‘叫板’北大、清华，根本不是我的本意。”纪宝成说，“我想说的是，目前不断扩大的教育不公平现象，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少数学校重点投资短期内可以，长期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在他看来，教育的不公平还表现在，教育资源向部分地区、学校和部分人群的过度集中。

“教育的不公平，实际上是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多种深层次不平衡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不能把眼睛只盯在教育部门身上。我们更应看到教育不公平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否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纪宝成认为，教育产业化的影响也是造成教育投入不足、导致教育不公平的重要原因。“有些地方政府不愿意提供教育的增量投入，又想拿出几个好学校来树典型，怎么办？就一方面把有限的财政投入放在少数学校上，另一方面打着‘教育产业化‘大旗，对其他学校投入不足，甚至把学校卖掉。”“这一思潮有着广泛的社会根源。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政绩观、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社会进步的片面发展观、以及缺乏政治鉴别力和理论水准不高等等情况，都为教育产业化的流布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但是，我们反对教育产业化，并不是主张教育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更不是主张因循守旧、回到过去。恰恰相反，在既往改革的成就基础上，仍然要继续深化改革，大力创新机制、完善体制来求得新的发展。”

社会心态的失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存在。纪宝成说，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弄进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花多少钱也不在乎，已是社会上家长们的普遍想法。而在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更加恶化了教育的不公平。一些学生抱定了非北大清华不上的想法，甚至考上其他大学也不上，而是复读一年来年再考。

“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出乎意料、非人所愿的教育不公平现象，这是我国目前教育改革的最大问题所在，我认为中国教育改革总体上还是成功的。”纪宝成说，“以高等教育改革来说，解决了部门办学和地方办学分割的办学体系，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纪宝成认为，部门办学造成学生知识面窄、通用性差。“如果一个部委机关里90%工作人员来自同一所大学，部长和科员都是校友，这种封闭的教育体系能有利于这个部委搞好工作吗？部委办学的另一大弊端是，有些部门办学只为本部门服务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

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基本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中央和地方两级办学的体系。“要知道，部门办学与地方办学分割的办学体系，是从建国后就开始成形并固化的。要改变这个旧体系，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而中央和地方两级办学新体系，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完善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为什么这个高教改革的巨大成绩现在很少有人说呢？”纪宝成反问。

纪宝成指出：“如果不看到我国教育改革的总体成功，不看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对真正推进教育改革有什么好处呢？”

“每次身份转换都是新任务的开始”

2000年9月，纪宝成离开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的岗位，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历程——回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校长一职。

“到人大就职演讲时，我的神圣感、使命感油然而生。”纪宝成说，“与部委相比，人大再大也是基层。人大的利益群体多，既有世界级水平的教授，也有文化水平不高的临时工，对校长的管理水平、管理能力要求更高。而人大作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校长的责任又远远超出了单纯的高校管理。”他这样形容到人大履新时的心情：既“诚惶诚恐”，又“豪情满怀”。

就任人大校长，可以说是纪宝成身份转换的第四个十年的开始。

1966年，纪宝成从北京商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湖北宜昌，在深山老林中做过采茶工人，后在县里的机关工作。“虽然当时做的是基层公务员工作，但那段经历为我以后的教学科研和政府机关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谈到人生中的第一个十年时，纪宝成如是说。

纪宝成的第二个十年是在人大度过的。1978年在人大攻读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经层层破格晋升到讲师、副教授、教授，后任人大副教务长、教务长。“在刚考取研究生的那个时代，我们欢呼感怀社会的变化。”他说。

在人大的这段时间里，纪宝成非常珍惜重新学习的机会，求知欲旺盛。那时的纪宝成就已认识到了市场改革的重要性，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直到现在，纪宝成对其中一些文章仍记忆犹新：“像《市场机制与经济改革》、《买方市场质疑》、《级差地租研究》等，即使今天看来，除了当时的一些政治性语言外，观点基本正确。”纪宝成说，当时的自己主张改革，但不是激进派。

1991年，纪宝成离开人大，就任商业部教育司副司长，从此开始了第三个十年的官员生涯。在这十年里，他历任商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商业部、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这段时期，他亲眼目睹和参与了很多重大教育决策的出台过程，锻炼了大局意识和组织重大行动的能力。

从基层到学者，从官员到校长，在纪宝成看来，每一次转变都是人生的转折，都意味着新任务的开始。“每次我都有信心交一份好答卷。”纪宝成说。

丰富的阅历，扎实的理论功底，使现在的纪宝成思想更加成熟，看问题更深入透彻。“卫星要上天，马桶也不能漏水。如果把高等教育的目标都定位在培养诺贝尔奖获奖者上，那问题就大了。”纪宝成这句话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也是他对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看法。

对记者解释这句话时，纪宝成依然直来直去，一针见血。“我们不仅要建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也要有一流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要有拔尖的科研团队，也要有大量普通的有一定技能的劳动者。博士也可以到职业技术学校再学习，考取各种职业技能证书，这在发达国家司空见惯，也是真正的终身教育。”

“不是我‘路子硬’，只是人大抓住了机遇而已”

不少人大校友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人大这几年来的变化太大了。甚至有人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种变化。

此言不虚。六年前纪宝成刚回人大就任校长时，曾被誉为“人文社会科学一面旗帜”的人大是这样一番景象：校园狭小破烂、校舍破损严重；教师甚至包括一些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教师待遇不高，尤其是住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严重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学校长期没有体育馆、没有礼堂……“一流大学，三流校园”，这是当时社会上对人大校园的评价。不仅如此，当时学科建设发展缓慢、人才流失等问题也困扰着这所高校。

在2000年的就职典礼上，纪宝成发布了“施政纲领”：搞好学科的规划和学科建设，同时搞好校园的规划和校园建设。

既然话摆出来了，就要好好干。经过几年来的努力，人大的校园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先进的体育馆、现代化游泳馆、功能完善的多媒体教学楼、一栋栋新的学生宿舍楼、国内首家“文化科技园”相继落成同时，通过创新性的“校园置换”政策的实施，人大教师住房水平大幅提升，教师人均住房面积从全国高校的倒数第几位一跃成为全国住房条件最好的高校之一，人大即将实现每位人大教授都有一间工作室、副教授两人一间工作室的目标；2005年秋，随着当时国内面积最大的教学楼--明德楼的启用，一座具有浓郁人文气息、现代化的大学校园呈现在世人眼前，人大已经展露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气质和神韵。

人大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也呈明显上升趋势，学科建设重新走在全国高校前列，人大有六个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12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均居全国高校前列。

随着人大的重新崛起，有些人将之与纪宝成曾在国家部委任职的经历联系起来，说纪宝成“路子硬”。对此，纪宝成淡然一笑：“我只是个农民的儿子，不过在教育部呆了四年当到了司长。哪有什么‘路子’。”

对于人大的变化，纪宝成不愿意突出其个人的因素。“其实在过去的几年中，全国的高等教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大家对人大的变化感觉对比比较强烈，那不过是早些时候人大出现滑坡，而近几年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国家开始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机遇。无论如何，人大的巨大变化，得实惠最多的是学生。”

“现在人大的学生太幸福了，不仅能从课堂上学到知识，还能听到外校名师、国外学者和政要的演讲。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眼界能不高吗？”纪宝成说。“我们就是要培养这样的大学生——做人要当‘国民表率’，做事要当‘社会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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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