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同志比我年长19岁。1910年我留学日本时，他已经在东京，这时我们就认识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我在广州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兼任黄埔军官学校教官时，他也在广州。但由于各自不同的岗位，很少有机会接触。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奉命创办陕北公学，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等诸位热心教育事业的同志，都是筹备成员，由于他当时不在延安，到1938年他到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时，我们才又得见面。我们商谈了陕北公学的现状及今后任务。他对如何办好陕北公学提了许多好意见。1939年底，他再次返延安时，我又去晋察冀创办华北联合大学了。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又见面了。在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之后久别重逢，格外亲切。这次见面，他很关心华北联大，给了我很多启示和鼓舞。这使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慈祥的长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育家。会后，我返晋察冀，他不久又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了。

1948年夏，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华北大学应运诞生了。根据中央的决定，华北大学是以原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任命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和我为副校长。我们就又在一起工作了，在吴玉章同志主持下，华北联大的同志们为迎接北方大学同志们的到来，积极进行准备。我们安排了住房和伙食、打扫了庭院，迎来了北方大学的同志们，并举行了会师大会，共同享受了会师的喜悦。接着，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决定了华北大学的教育方针和专业设置、调配了干部，一切筹备工作以战斗的姿态很快就绪。

1948年8月24日，华北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典礼，谢觉哉、胡乔木、周扬等同志参加了大会。大会共开了4天，自始至终充满着欢腾活跃的气氛。大会会场上，同志们出于对吴老的尊敬，由美术系画了一幅油画，这幅油画的画面是：在飘荡着学校校旗的华北绿色草原上，和蔼可亲的吴老领着一个结实的小孩在学步——向前迈进。当年已七旬的吴老，兴致勃勃地步入会场时，一见此画，就立即向党旗和毛主席像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表示培养青年人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大家对吴老的这种谦虚美德，同声称赞。

华北大学的学生，要学习政治、改造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同时要学习业务、学习各种专门知识，以便毕业后能够参加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的实际工作。就像吴老对毕业生要求的那样：“积极参加解放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实行社会革命，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参加城市工作，把工商业发达起来”。

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华北大学主要采取了短期培训的办法，即学生经过基本训练后即分配工作，以便迅速为迎接全国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培训干部。华北大学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却为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干部，其中有着吴老大量的心血。

在华北大学，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这就是1948年12月30日，我们为吴玉章同志举行了70寿辰庆祝大会。党中央发来了贺信，称赞他“自青年时代起，即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四十年来，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列”。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同志送了贺诗。我和范文澜同志都讲了话。我在讲话中主要讲了3点：第一，吴老有高度的革命热情。他为了革命事业、革命利益，奋不顾身地去斗争。这种高度革命热情是革命者最重要的品质。他始终一贯，一心一意做革命工作。第二，吴老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为了革命利益，他不畏惧，也不为强迫屈服，同时又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第三，吴老做了很多时间的教育工作。他诲人不倦，态度温和。温和二字，对教育工作者很重要。吴老是最好的教育家。(上)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

(编辑:薛婕)

来源:科学时报 专栏:人大往事